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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师昌绪:无悔人生路

热度 11已有 1724 次阅读2014-11-13 11:24 |

师昌绪:无悔人生路 精选

已有 320 次阅读 2014-11-13 08:02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古语曰: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我已走过了90 年的风雨历程,回首往事,颇有感慨的是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感受。在八十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为我编写了一本《科技活动生涯》(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 年),其中我写了一篇自述,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总结了四句话: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

这四句话很普通,适用于每一个人,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这四个要素所占比例也就很不一样,如有人既聪明、又勤奋,品德和素质也都很好,但由于种种原因,所处生存环境很差,没有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使他无法发挥智慧和才能,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相反,有些人既无才又缺德,可能会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因为他有很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诸多的不公平,这要靠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觉悟的不断提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我在这四个方面似乎都沾点边,从而才有今天。

艰苦奋斗,把握时机,不断转换奋斗目标

在我这一生中,根据现实与可能,多次转换自己的奋斗目标。1934年,在我高小毕业以后,预料难以上大学,读完普通高中,毕业后又难找工作,于是考入了保定师范,那时如果不是抗战的话,肯定会当一名不错的小学教师。所以在师范的时候,力求学习全面,除了国文、数理化以外,对小四门也很注意,所谓小四门就是体育、音乐、手工(也叫劳作)及书法。此外,还有师范教育课程,即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不料卢沟桥一声炮响,日军铁蹄踏向中原,把我由河北省赶到了河南省,当时仍在做师范梦,哪知临毕业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又转入了高中班。一般来说从师范班转入高中班,学习上是很吃力的,能跟上班毕业就不错了,在师范班的英文根底差,因为教小学不要什么英文!但是在读师范班的时候,我曾组织过一个英文学习班,目的不是为考大学,而是看原文小说之类的书,所以我到高中以后,学习也不觉吃力;特别是高中体育课,毕业考试的时候没有考打球、赛跑,而是考如何组织做游戏,这正是我在师范班体育课的内容,所以在高中毕业的分数单上,体育分数很高;读完三年级后,我的平均分数排在全班第二名,被保送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大学先修班,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考大学的竞争能力。在大学先修班,强手如林,有很多是名牌高中保送过来的高中毕业生,在校半年,我拼命读书,最后还是输给了国立五中(天水)来的一位女生,她的成绩名列第一名,而我在全班排列第二。她被保送到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我则被保送到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但因昆明路途遥远,路费无着落,而不得已就近又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也许这是一步错棋,如果勇气再大一些,也就不会学冶金了,因为西南联大没有矿冶系,我报的是电机系。不知是机遇还是命运,这次选择注定了我这一生要与材料打交道。

国立西北工学院所在的陕南古路坝,是一个幽静的世外桃源,是适于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但在那个时期(1941~1945 年),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反映到西工校内,政治气氛浓厚,在我们班内,我的最好的一位朋友靠近三青团骨干,班内还有一位同学是西工国民党部的总干事,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是非之地,所以在西工期间,我只致力于读书,虽然在校期间不是班长就是系会主席,由于办事诚恳公道,没有陷入是非之中。从事这些公益活动,虽然浪费了一些时间,却也锻炼了工作能力和做人处世之道,这就叫做把握时机,锻炼自己。

到工作岗位之后,本想在资源委员会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做一名技术人员,但是1946 年教育部招收第二届留学生,当时厂内的大学毕业生都跃跃欲试,在那样环境中谁都不甘示弱,由于没有时间很好地准备,我也就仓促应战,结果被录取了个自费留学生,只是因为英文分数太低。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承担自费出国的经济能力,何况在河南工作的哥哥昌荫也不太同意我出国,此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孰料到鞍山工作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给了我一个出国机会,实属偶然。

在美国的七年,我更是省吃俭用,在读书的时候没有多余的钱,后来工作有了钱,主要用于争取回国,很少消费于吃喝玩乐。很难想象,我在美国七年连一台照相机都没有,只是在回国途经日本时买了一台低档120。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我是全A 学生。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三年里,除了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外,还以很大精力投入争取回国斗争。在此期间,我以艰苦的工作作风和朴实的人格魅力给科恩教授学术集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当科恩教授了解到我要回国时,他没有把我要回国之事告诉我所负责的课题老板(美国空军基地),同时还向联邦侦缉局的工作人员说了有利于我回国的好话,否则很可能今天我仍滞留于美国。这主要归功于我在那里的工作业绩和待人接物所得到的效果。

回国以后,在美国时的理念犹存,那就是争取撰写更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经过一段的实践以后,才逐步认识到我国当时急需的是实用材料,关键要解决航空发动机的生产能否立足于国内的问题,所以在我介入高温合金领域之后,便与材料生产基地(抚顺钢厂)和材料使用部门(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在中国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中是很少见的;一般都是到工厂走马看花,画龙点睛,在20 世纪50 年代回国的留学生中更是绝无仅有。我的这种做法,使金属所的高温合金队伍融入了社会,后来成为国内三个高温合金研发基地之一。如果当时我只写论文而不深入实际就会被边缘化,金属所高温合金方面就会成为可有可无的研究单位。我的这种做法当时也不被所内某些高研认可,甚至有人说些讽刺的话:“你的工作只配做个器材科长!”一个在国外学习、工作了七年的高级知识分子,被人说成是只配做个器材科长,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大概没有人能理会,尽管如此我也丝毫没有动摇,因为我坚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就要坚持。而有些人说我没有主见,容易随波逐流,说的也是事实,但在大方向上,我还是坚定的,这是有毅力的表现。我坚信读书有用,因而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国外,都把读书学习放在首位,并取得了好成绩,但是毅力和固执之间是很难区分的,恐怕只有从所取得的效果来判断。

1984年由沈阳调到北京以后,是否要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在北京从事现任工作;另一方面仍领导原来的研究基地,我也曾有过思想斗争,后来我认为科技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管理可以发挥更多人的作用,因而决定专心致志地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此外,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与开发。在北京这二十多年来,我接连转换工作,先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任主任,以后又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做一名副主任,那时虽然不是常务副主任,但我专心致志地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并把组织关系迁入基金委。在基金委,我没有因为是名副主任在工作上躲躲闪闪,而是专心致志、竭尽全力地为“办好我国科学基金工作”而努力。

基金委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而基金委的领导班子开明民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一心报国的意愿,做了不少本不属于我该管的事情,自己也心安理得。

基金委主任唐敖庆是一位备受人尊敬的学者,很少说些别人不爱听的话,因而在向国务院汇报工作完毕之后,经常点我的名说“好像师老还有点什么意见”。目的是让我说一些领导不愿意听的话,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如实说了,因为这是一个向国务院领导反映民意的好机会。有一次(1988 年)李鹏总理要听取国家科委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安排”,不知为什么派我代表基金委参加了会议。在朱丽兰副主任念完稿子之后,正好到了中午,没有任何讨论的时间,李总理只说了一句:“没有钱怎么办”?就宣布散会了。我立即接着说“我还有些意见”,又讲了不到十分钟,我明知道领导不喜欢,与会人员不耐烦,但是为了我国基础研究该说的不能不说,我也知道说了不一定有用,真话即使是没用也要说明白。

基金委副主任工作期满不久,就开始筹备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院的成立是一个曲折的过程,1981 年,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我们四个的倡导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只是个序幕,使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要重视工程技术”的热潮。我知道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中对此并不积极,而且有看法:因1953 年大学教改理工分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国内科技界舆论压力下,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一分为二,对科学院的工程技术有所加强,但社会上要求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呼声仍然很高。当时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工程技术人员的地位理应提高,不是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增加一些学部委员的名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于是在1992 4 21 日完成了由电子工业部罗沛霖学部委员起草、由包括我在内的6 位学部委员签名的“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有关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过程在第三篇中的第一章中已有描述。我在中国工程院筹建期间作了一些开拓性工作,任职副院长期间乏善可陈。为了解决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相互分离的问题,虽有些设想也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国情,是封建思想与小农意识(独门独户、不相往来)的一种反映,这要随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逐步解决,着急也没有用。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职务还没卸任,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主席。这是更为难受的一个职务,因为很多院士对此不关心,因而基础较差,但是在工作中自认是尽了责任。由此感悟到“群众是基础”,没有群众的支持,工作是做不好的。这进一步说明两院的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部门的分割是我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作为国家的最高咨询机构,学科的交叉,行业的互相了解十分关键,否则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所提出的咨询报告必然是片面的。

本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咨询工作时,已年近802000 年的一天,科技部的小蒙突然打电话,要我去见邓楠副部长,她要解决我国科技图书馆各自独立、互无联系的局面,因而要成立一个“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即把国家级的理、工、农、医各科技图书馆联系在一起。那时正值有些产业部门纳入国资委,所属图书馆经费无着落,科技部所属的信息中心自认为代表国家,而实力最强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又不服气,经常有些矛盾。成立“中心”以后10 多年来,在中心主任袁海波,副理事长胡启恒院士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使我国的科技图书馆的外文杂志馆藏大幅度增加,共同编目,面向全国,并促进了数字化图书馆的进程,成为科技部平台建设的一个典范。究其原因是在于整个运作过程公正、公开,办事机构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小社会,领导敢于负责,工作人员心情舒畅。这是成功的主要因素,这和袁海波、胡启恒我们三个人的作风和理念不无关系,只有和谐才能全心全意地共同战斗。

2005 年,有人说资深院士活动少,仿佛与世隔绝,颇感孤独,于是我征得两院领导的同意,发起了一个两院院士联谊会。每年开展两三次活动,我特别强调两院的联合,执行起来效果也很好,遗憾的是我本寄希望于利用资深院士的超脱地位,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为国家提供咨询,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半个世纪以来,可以说我对工作积极努力,对生活要求不高,至于别人怎样评价我,最近在整理材料中,发现1985 年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中日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讨论会”上,夏普公司佐佐木副社长的一句话很有针对性,那就是“愈积极、自由度愈大”,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千里马”,要从实际工作中观察,自己说了不算数。

为人处世之道

如果说我这一生有点成就的话,不是我有多高的才智,实际上我的才智属于“平庸”,只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毅力和与人为善的性格,从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这种性格的养成,一方面有遗传因素,因为父亲在大家庭中,一向“大公无私”,别的叔伯可能都有些“私房钱”,唯有父亲,全部收入交给“大家庭”;母亲更是默默无闻地整天在操劳,从没有听说她向别人说过什么“闲话”。再加上40 多口的大家庭,一直保持着“和谐”运转,使我感到“人应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而不是相互猜疑”;“遇到矛盾时反求自己,而不是一味责备对方”。

在中小学期间,深感国内无穷无尽的战乱,国外列强不断入侵之苦,使我坚定了“中国必须强盛起来”的决心。以此为动力,人的斗志经久不衰。在我走入社会之后,从保定师范的独立生活到28 岁留学国外,除了努力读书和努力工作之外,还广泛和同学及同僚们接触,从而得到锻炼。在美国的七年,除了和中国人接触之外,也学到美国社会的长处,即直率、诚实、勇于助人而很少明哲保身的作风,这从我们争取回国的过程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我们向美国社会公开了“美政府无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公开信以后,不少报纸刊登了“人民来函”,谴责政府不该阻挠他们回国,即使他们中有个别是共产党的间谍。还有一些人给他们的众议员或参议员写信支持我们回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美国人的“正义感”、“对国家负责”的高贵品质。下面是我要强调的几点为人之道。

(1)人生在世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人生在世,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中国人民有贡献。这是我进入社会以后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因而我能做到随遇而安,不挑肥拣瘦,生活上做到心安理得。把生活和荣誉放在次要地位,很少患得患失,因为患得患失是自寻苦恼的源泉。

(2)平等待人是做人的根本

自幼出身书香门第,家有良田数百亩,是一方的名家,但我家没有出现一个纨绔子弟,我自幼就很老实听话,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不管街坊邻居,还是雇工农民,都是平等相待。上学以后,更是兢兢业业,以功课优秀取悦于同学,热心公众服务得到人们的赞许。在金属所,我领导的研究室号称“一百单八将”,强手如林,我从来不拉帮结派,用“手腕”实行管理,而是充分发挥每个人之所长,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个研究室。到北京以后,屡换工作岗位,接触面更为广泛,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人“平易近人”,也就是平等待人,所以即使不在工作岗位上,几乎天天有人来访,有时一天数起。不管是服务员、记者或政府官员、企业家,我都平等对待,能帮忙的尽量帮忙,不能帮忙的也不打官腔,说明理由,自然会得到人们的谅解。

(3)妒忌是万恶之源

有一次我在赴美的飞机上遇到一位美籍华人,他的名字叫张立纲,那时他在IBM 工作,谈起中国留美华人的不合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他的父亲原是国民党时期资源委员会到东北的接收大员,张立纲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他说:中国留美学者团结很差,以致影响美籍华裔在美国的地位,主要是彼此拆台而不是相互支持。他做了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公司老板想从中国人或犹太人中选一个领导干部,他看中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犹太人,到中国人群中征求意见时,那些中国人都要说他坏话;如果老板到犹太人群中征求那位犹太裔候选人时,那些犹太人都会说他好话,尽管那位候选人并非真的出类拔萃。如此,犹太人被提拔了,中国人落选了,其后果不言而喻。这就是中国人的妒忌心理作怪。

妒忌既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根本上改进,否则,不但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延缓我国由大变强的发展历程。

(4)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可能受家庭影响,我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养成了与人为善的作风,不管什么人求我办什么事情,我都尽力而为,即使我与他不相识,甚至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

(5)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不卑不亢,诚实待人

一个人能正确认识自己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正确认识自己就会造成心理不平衡而自寻苦恼,这既有害于身体,又不利于工作。需知在人类社会中,遇事不可能完全合理,因为除了智慧、品德等条件外,还有机遇与环境。

人不要以自己之长比别人之短,这样就会骄傲自大;同样也不要以自己之短比别人之长,这样就会形成自卑,感到什么都不如别人而失去信心和干劲。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要充分发挥;各有其短,应该尽量避免。我这个人容易随遇而安,所以心情愉快。在我回国以后,1979 年初,又回到美国时,有人就问我,“你后悔不后悔回国?”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白之冤。我的回答:“我虽没汽车洋房,但我的生活无忧无虑;我虽没汽车,但有人给我开汽车。”这就是我寻找乐趣的方法:不要以自己之短去比别人之长,自己也有比他们强的地方,这样就心安理得了。

我这个人虽然自幼性情软弱,很少主见,但经过几十年的历练,我深知人生中的诚信是最重要的。诚信待人,诚信对己,诚信对一切事务,出于诚信,就是发生一点偏差,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出于诚信,才敢于说真话。几十年来,我主持过很多“材料的失效分析会”,“成果鉴定会”和各种各样的“评审会”,基本上我都能坚持公正、公平。诚信既体现一个人的品质,也代表所在单位的学风和作风。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影响深远,后果严重,所以必须把诚信放在首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正处于由大变强的转折点,诚信更为关键。要重视以诚信为本的社会风气,否则与我们文明古国的称号不相符,也难以领导世界新潮流。

(6)爱国与热爱中华民族

2010 年初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教授从沈阳打电话给我,她说最近网民关于留学生爱国不爱国吵得很凶,也涉及她的父亲。我这个人是计算机盲,所以网上之事我从不沾边。

在我写的这本书中,谈了不少我争取回国的故事,只是客观描述了早年留学生与美国政府斗争的实情,用以说明美国政府的本质是惧怕红色中国的复兴,并不是宣扬自己如何爱国。在这里我想谈谈爱国与不爱国、留学生早归与晚归与不归的问题,也涉及爱国与热爱中华民族的关系。

我自认为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早日强大,并为之努力奋斗。除了在美国努力争取回国以外,自1955 年回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兢兢业业,全力拼搏,未曾有过少许懈怠,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险些丢了命,事过后更加努力。对爱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努力,这是衡量爱国者最主要的标准之一。对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学习有不同看法;对出国后回来不回来,早回来还是晚回来的看法更是众说纷纭。现谨就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和看法提供商榷。

此外,我提出过任何事情不要攀比。我记得美国东部一个大学有两位华裔知名教授,早在20 世纪70 年代中美建交不久,他们一位亲华,一位亲台。而中国驻华使馆(可能是代表处)每逢佳节所邀请的不是亲华的那位教授,而是另外一位。于是前者心理很不平衡,感到受了冷落。我就跟他说:“您已是自己的人了,那位教授需要争取,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记得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华裔学者纷纷回国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于是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早回国不如晚回国,晚回国不如不回国。”有人问我的感受如何,我的回答是“早回国的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了,晚回国的他们还是客人,理应受到欢迎。”这些代表了我做人的一部分感受。以上是我这大半生的感悟,这都建立在我有一个“包容”的心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这是此生所遵循的原则。所谓包容,就是广交朋友,不做对不住人的事,不说讽刺人的话,善待他人。

本文摘编自师昌绪师昌绪自传:在人生道路上一书。该书真实记录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所走过的90年的风雨人生历程。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记述了作者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军阀混战及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求学、留学及新中国成立后历尽艰辛争取回国的经历。第二篇介绍了作者在沈阳工作30年间,努力开拓我国高温合金、合金钢、腐蚀与防护学科领域及对科研基地建设所起的作用,也包括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历经的磨难。第三篇介绍了作者在北京工作期间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第四篇是作者的人生感悟。另附外一章“琐事拾零”。书末的附录是作者的家人、朋友、好友及同事撰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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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回复 SunZhen 2015-1-6 11:30
师老的人生箴言看似简单,其实大道。但愿多数人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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